新時代的蹄聲隱隱，似乎在預告什麽。智識淺陋仍欲窺探天機的我，叩問歷史的LLM - 那經過無量數劫難訓練的大語言模型 - 尋找蛛絲馬跡。但歷史卻經常喃喃自語。或許，廣大深沉的智慧，總像是量子電腦的叠加狀態；從問題到答案，並沒有篤定的路徑。提什麽問題，怎麽問，決定了獲得某種答案的機率。既然是我的意志在發問，那麽，也就是我在驅動演算。
我想説的是，自由不是結論，而是選擇。是選擇自由的人們，撥開了百代的迷霧，解脫了業力的枷鎖，照亮了自由之路。你説這好像吸引力法則，他説這簡直因果悖論，我説，這是歷史的量子電腦給我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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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這碗臘八粥的材料。我們常説熬一鍋粥，但有的材料耐熬，有的不耐熬，材料之間也不盡相容。
若以X軸代表經濟自由程度，Y軸代表政治自由程度，形成四個象限：
- 第一象限：高經濟自由 (+) / 高政治自由 (+)
- 第二象限：低經濟自由 (-) / 高政治自由 (+)
- 第三象限：低經濟自由 (-) / 低政治自由 (-)
- 第四象限：高經濟自由 (+) / 低政治自由 (-)
第一象限穩定，源於經濟和政治的激勵機制協調一致。那麽，爲何第三象限也穩定呢？簡單地說，如果人民被黑幫政權轄制，從黑幫領導層的觀點，社會是很穩定的；從人民的觀點，鎖在牢籠裏頭餓不死但逃脫無望，也是很穩定的。
爲了進一步瞭解第三象限的穩定特性，讓我們追蹤第三象限國家的越獄路徑。
路徑一，移向第四象限，先求經濟自由：
- 傳統的現代化理論認爲，新興國家在X軸（經濟自由度）上向右移動時，會形成富裕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則進一步要求政治權利，以保護私有財產、制定利於經商賺錢的法律。如此，第四象限的國家便逐漸升級到第一象限。
- 這個“先求經濟解套，再求政治解套”的思維，大致根據西歐、尤其是英國的歷史經驗，但移植到東方就行不通了 - 對我而言，這是頗爲痛苦的覺醒過程，因我原本希望它行得通。「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不是嗎？錯了，我完全搞錯了；所謂「禮節、榮辱」，那是從統治者統治成本的觀點，與法治無關。
- 東西之間關鍵的差別在於，西方自羅馬帝國以後，再無大一統的君權；君權一直受到教會、貴族、鄰國的節制，後來又受到資本家的節制，是這個傳統催生了 Check-and-Balance 的憲政體制。東方完全沒有這樣的傳統，它在絕對的皇權和無政府的戰亂之間循環，兩害相權導出“有皇帝勝過沒有皇帝”的結論。因此，一旦中產階級、私人企業開始威脅到統治集團，統治集團便用國家機器把挑戰者打回所謂“費拉 Fellah”的原型，退回第三象限。
什麽是費拉？他是不屬於任何共同體的原子化個人，在統治集團掌握的政治與社會秩序中沒有發言權，只能作為各類資源的提供者存在。第三象限只有兩種人：統治者與費拉。費拉是統治者滋潤生活的草料。
路徑二，移向第二象限，先求政治自由：
- 中南美洲的新興國家為鮮明的代表。問題在於，名義上的民主並不保證生產力的提升。國家經濟持續捉襟見肘，有辦法的人便移動到第一象限的國家，尋求個人的躍升。留下來的人面對國家財政困境，不得不訴求於部落政治，搶奪有限的經濟資源。畢竟，加入部落，總勝過做一個費拉。
- 殘酷的生存鬥爭是部落生活的日常。在無法滿足馬斯洛所謂“生理，安全”底層需求的叢林中，談法治，談權力制衡，實乃奢求。
- 其實，第二象限應該更接近空集合。名義上的民主一點用處也沒有。
於是，暫時走到第二和第四象限的國家，又宿命般地向第三象限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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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數的例外，遠的如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近的如二戰之後的台灣南韓；真正的原因是它們長期受第一象限强國的影響，加上勤奮工作的文化、强韌的家庭組織，讓諸般社會力量協同合作，形成正向循環。讓我説得更直白：若無第一象限强國的拉拔，東亞國家不可能、絕對不可能躍升到第一象限。我不得不如此直白的說，因爲在二戰結束八十年後，我們又面臨了選擇自由的時刻。我和有幸處於第一象限的人們一樣，從未面對選擇自由的時刻。別人，上一輩人，本國人，外國人，近的，遠的，聽過的，沒聼過的，替我們做了選擇。如今輪到我們。
關於“第一象限强國的影響與拉拔”，有很多南轅北轍的看法，尤其出自所謂反帝陣營的GGYY。我不想浪費時間多説，請參考一些歷史學家對威爾遜（Woodrow Wilson）這個「民族自決」大旗手的批評，見文末附錄。我關心的，是躍升與沉淪的分水嶺。躍升這件事，從混亂狀態創造可持續的基於個人自由的秩序與繁榮，是逆天的，反熱力學的，成功的範例很少。其實第一象限完全出自偶然；若無黑死病，若無1688年荷蘭王威廉和瑪麗成功渡過英倫海峽，第一象限應該也還是空集合。
就穩定性而言，第一象限不如第三象限。第三象限的國家，維持穩定的成本低，因不需考慮所有人的福利，僅需考慮統治階層的福利。第一象限的國家則需聼各方意見，顧各方利益，為確保較公平的遊戲規則付出大量成本。再者，自由經濟本身，因基於個人的貪婪與恐懼，也包含許多不穩定因素。
因此，第一象限的狀態需要所有的公民來捍衛，絕非理所當然的免費午餐。尤其，它的脆弱性容易被第三象限攻擊。住在第一象限的人們安逸日久，看到社會問題，以爲往第二或第四象限移動可以得到解方。對不起，那不是解方，是毒藥。我贊成因時制宜調整財富的分配、政府的角色，在經濟動能與生活保障之間持續優化，幫助有需要的人，但有幾道防線必須守住。首先，經濟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礎，而保護私有財產、促進私人企業發展的法律，則是經濟自由的基礎。沒有經濟自由，人除了費拉，還能是什麽？接著，言論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礎；別以爲悶不吭聲，人家就任你過天高皇帝遠的日子；悶不吭聲就是認命，人一旦認命，除了費拉，還能是什麽？
選擇自由，不是在最好與次好之間選擇，而是拒絕走上成爲費拉的道路。
【附錄】：歷史學家對威爾遜「民族自決」原則的批評：
1. Erez Manela ——《威爾遜時刻》（The Wilsonian Moment）
他或許是分析威爾遜言論如何引發全球期待、最後卻演變成深重幻滅感的最著名當代歷史學家。他認為，雖然威爾遜的話語激勵了埃及、印度和韓國等地的反殖民運動，但由於缺乏讓這些國家真正行使主權的實際框架，加上威爾遜本人對非歐洲國家的漠視，導致了數十年的政治動盪和殖民壓迫的加劇。
2. Margaret MacMillan——《巴黎 1919》（Paris 1919）
強調巴黎和會期間民族自決原則在執行上的混亂。她指出，威爾遜的原則定義模糊，且忽視了族裔重疊與經濟依賴的複雜現實。麥米蘭認為，大國在沒有確保這些國家具備保護少數族裔或管理經濟的體制基礎設施的情況下，就在東歐和中東催生了許多小型且族裔定義明確的國家，這本質上創造了未來衝突的「破碎帶」（shatter zones）。
3. Mark Mazower ——《黑暗大陸：20 世紀的歐洲》（Dark Continent: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聚焦於歐洲戰場，認為民族自決是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不穩定局勢的主要驅動力。他主張 1918 年後建立的新興國家本身往往就是「微型帝國」，缺乏生存所需的民主傳統或經濟統一性。由於缺乏西方大國視為理所當然的「文明」與體制要求，這些國家很快就陷入了威權主義。
4. Lloyd Ambrosius——《威爾遜主義》（Wilsonianism）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批評威爾遜，認為威爾遜未能考慮到帝國崩潰後留下的權力真空，這是一個致命傷。他指出，威爾遜的種族偏見與歐洲中心主義使他忽視了一個事實：許多新興國家在西方眼中缺乏西方化治理的「準備程度」，導致了「統治自己的權利」與「有效治理的能力」之間出現了脫節。
5. Robert Lansing
雖然非歷史學家，但身為威爾遜當時的國務卿，他是這一學派觀點的主要來源。歷史學家經常引用他的當代日記，來證明當時內部就已經察覺到這項政策的危險性："The phrase (self-determination) is simply loaded with dynamite. It will raise hopes which can never be realized. It will, I fear, cost thousands of lives... What a calamity that the phrase was ever uttered! What misery it will cause!" — Robert Lansing, 1918
總結：這些歷史學家的批評通常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類：
- 經濟不可行性： 許多新國家是「內陸國」，或者缺乏先前大型帝國體系所提供的自然資源與貿易網絡。
- 體制赤字： 缺乏受過訓練的官僚體系、獨立的司法機構和專業執法力量，使這些國家容易受到政變和腐敗的侵害。
- 族裔破碎化： 民族自決往往以犧牲少數族裔為代價來賦權多數族裔，這在非族裔單一的國家中引發了內鬥。
